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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体文学的娱乐化与商业化
来源: admin   发布时间: 2014-11-25   2902 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 16px   14px   12px

近日,各大网站争相爆料,在书市与网站热销的央视“当家花旦”王小丫的自传〈一路欢歌〉从作者到内容到出版社均属子虚乌有,是部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之作,且虚构情节恶劣,照片模糊不清。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赵萌在获悉此事后连声喊冤,并声明此书乃不法书商拼凑冒名所为。被伪传“任命”为“责编”的黎波做出声明:“这件事我们已经向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……”

 

名人被冒名出书已不新鲜。年前,有人冒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周讯,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签下周讯自传〈咖喱女孩〉的出版合同,并从出版社骗得预付稿酬若干万元。紧接着又是在新浪读书网、〈北京青年报〉连载,并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市的〈韦唯的激情岁月〉被证实为一部没有得到韦唯授权的非法出版的伪书。

 

不法书商为何屡屡作案?

 

名人出书

 自1996年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一部〈岁月随想〉撩起了名人出书热的帷幕,并因此成功步入百万富豪行列之后,倪萍、白岩松,敬一丹、崔永元等人也纷纷在放下话筒之间隙,努力笔耕,先后推出自己的随笔、自传。

 

   2000年9月《财经时报》为主持人出书算了一笔帐。赵忠祥的《岁月随想》发行105万册,每册售价19元,倪萍的《日子》发行100万册,每册售价22元,崔永元的〈不过如此〉发行104万册,按作者拿8-10%的版税估算,三人收入当以百万计。白岩松的《痛并快乐着》在2000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,以20万册订数排在文艺类图书订货排行榜的第一名,敬一丹的《一丹随笔》也以3万册步上排行榜。白字黑字往那儿一摆,也就难怪“痛并快乐着”是白岩松明知名人出书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,还忍不住要出来溜达了。

 

这就是“名著”一而再三被冒牌的起因和背景。

 

你好我好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名人出书既容易,也不容易。首先必须有读者的配合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,名人们的故事既代表着艰辛与奋斗,更代表着成功与辉煌,他们的“功成名就”是有志青年们的梦想与未来,所以就有着比职业名作家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群。而市井百姓争先恐后,恐怕就只是为了满足一下“偷窥”之欲,为茶余饭后、街谈巷议添些说长道短的话题。其次要有出版社的配合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明星社长金红丽有一句话耐人寻味:“有的名人具备出书的实力,找好角度,可以挖掘出潜在的畅销因素,但有些名人不具备这些因素,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够畅销。…”畅销的名人才是出版社需要的名人。畅销代表着印数,印数等于利益。既然有社会需求,名人又愿意合作,出版社当然要因势利导。

 

只有名人文化才能造就这皆大欢喜的“你好我也好”局面。

 

真传伪传

文学有多种体裁,但名人却只对“自传”情有独钟,即便冠之以随笔之名也都是些亲身经历的大事小事,内容不外乎成长(成名)经历、心路历程、爱情、家庭等几个方面的内容。为什么?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种。诗歌对文字的功底要求太高,小说需要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能力,散文要文笔优美要抒情要形散神不散,写“他传”名人们个个日理万机,没闲功夫收集资料。所以只有“自传”、“自传体随笔”最合适不过。

 

如果名人们真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。

 

“自传体文学”作为“传记文学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它既包括纯粹的文学自传,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,但都是从个体经历出发,重在个体经验与感受,体现文学与时代密切关系的作品。

 

在90年代之前,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中心与主流,如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、“改革文学”、“寻根文学”、“现代派文学”和“新写实文学”,那时期的自传性作品都是从群体意识出发,立足“为社会代言”。如“伤痕文学”叶辛的《蹉跎岁月》、“反思文学”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等。进入90年代,自传作品则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,不论社会、公众和世俗的看法,立足“个人言说”。如陈染的《私人生活》、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和海男的《坦言》等。到了80后的自传作品更是不忌隐私“残酷自白”如韩寒的〈三重门〉、春树的〈北京娃娃〉。

 

无论是90前还是80后,立足“社会”还是立足“个体”,自传体作品的内容都必须准确与真实,既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,又文字表达生动,从而力求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。这就要求传主首先必须具备真诚和勇敢,说真话,不“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”,更不自讳,既不夸大其辞,也不避重就轻,接受世人的评判。法国思想家、哲学家卢梭在其自传体作品〈忏悔录〉里写到“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,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,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,就写我的卑鄙龌龊。”他让人们不必照顾他身后的名声,把自己的过错与隐私坦诚地公布与众,赤裸裸地站在世人面前,向世人忏悔,让世人评判。这样写出的自传才会震撼人的心灵,才会激励读者,给人启迪,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营养。

 

其次,传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功底和遣词造句的能力。自传虽然不同与诗歌和小说,但也不是记录生活琐事的流水帐,也可以在不损害传记真实性的前提下,运用文学创作手法,对人物、环境、事件、思想活动进行恰当的艺术描写,以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。美国聋哑女作家海伦.凯勒的自传《海伦.凯勒传》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作品。

 

自传并不好写,它不是加厚的街头小报,火车里打发时间的无聊读物。它还要求传主要有感人的事迹,而不是把诸如初恋、失恋、离婚、再婚、失眠、养宠物等小题大做,或者为了增加卖点而出卖隐私。

 

纵观以上各点,名人自传是真是伪就有点难说了,但无论真伪都让人失望。他们不是沉溺在自我表现的泥潭里不能自拔,消极、颓废、虚假、媚俗,就是故作激清澎湃,党啊人民啊地空发感慨;叙述如出一辙,东拼西凑、鸡零狗碎、冗长、苍白,少有对人生理性的思考,更缺乏思辩性和哲理的深化和升华;或者报喜不报忧,只说优点不说缺点,即便说了缺点也是避重就轻,像善于拍马奉承的下属在给上级领导提意见“领导啊!我要给你提意见,你怎么能为了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呢!”尽说些“可爱的缺点”;甚至干脆隐瞒历史、恶意篡改、抵赖,对批评者“优雅”开骂。

你说这样的自传是真是伪?

 

在这些名人中,许多人无论从年龄、事业、艺术、感悟、才情、人格魅力和文字功底上,都还没到为自己著书立传的时候。“浅薄”与“匮乏”交织着“欲望”与“利益”,催生下来的是半生不熟的拙劣之果,既耗费了国家的资源,也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与金钱。利益的趋势,出版社的出谋划策,媒体的推波助澜,使得名人们丧失了本该有的自知之明,出书成了时尚与潮流,谁不出书谁就会落伍和丢面子。拙劣之作一出再出,在获得丰厚利益的同时,名人们也把自己和名气一起当成商品捆绑销售了。

 

不知道下来又该轮到哪位按捺不住寂寞的名人提笔“回忆人生”了。

 

结案陈辞

名人自传,不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全部,甚至算不算传记文学的范畴还有待商榷,但其夸张、虚假、八卦的准娱乐性,在三方合谋的巨大造势下,已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严肃性和经典性,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。而传记文学界本身存在的“媚俗化、克隆化、快餐化、工具化和不真实”的病症,也严重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。

 

整顿传记文学的市场,避免装帧类似、内容雷同,传主重复。发掘传记人物,扩大传记文学主人公的范围,采取多元化格局。在不夸大、不歪曲的前提下丰富人物个性和历史背景,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、品质、人生轨迹,杜绝苍白、失实、重复、程式化的弊病。这一切,都需要出版社、作者、读者三方来共同努力,相互监督。我们期待着传记作家和名人作家们能写出像《萨特传》(西蒙。波伏娃)、《真爱让我如此幸福》(安徒生)、《我的爱我的自由》(伊沙多拉。邓肯自传)这样描写生动、文笔优美流畅、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,既有亲和力,又有思辩性的传记文学作品,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。